1946年胡志明的巴黎之行:法国为什么会“失去”越南?

2017-12-29 10:53    来源:一枚石头

摘要;胡志明在1946年中期的巴黎之行是否意味着法越双方错失了一次缔结真正且意义深远的协议的绝佳机会?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次机会,是否可以避免危机愈演愈烈,并最终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随着谈判开始,既有的问题立刻再度浮现,这也就不出任何人的意料了。越南人希望独立,希望与法国的联系形式可以更微弱一点儿;而法国希望越南在法兰西联邦内部接受由法国指引的自治(内部文件使用的是self-government这个英文单词),由法国控制越南的主权——换句话说,法国得把持着越南最关键的部门。在交趾支那问题上,越南人继续坚称它是该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法国人不愿退让。据范文同回忆,当时安德烈对他说:“我们只消动用日常的警方行动,八天内就能把你们清除干净。”换言之,法国不需要妥协。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越南人和法国人之间的鸿沟始终未能弥合。当胡志明第一次到达其所住的酒店时,法方按照到访国家首脑的规格铺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当时也在巴黎的以色列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评论道:“胡志明大势已去,这从所铺的红地毯长度的持续缩水中就能看出来。在胡刚来时,地毯从人行道一直铺到了他的酒店房间。随着这个夏天慢慢消逝,地毯先是只铺到了大堂,接着缩短到了楼梯间,最后就只铺在胡志明房间门口的那一截过道前面。”

胡志明寻求独立支持

胡志明严重高估了法国左翼思潮的影响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虽然在各自的党报中热情赞美了越南人,但始终未能如预期的那样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作为四面楚歌的法国海外部部长,马里尤斯·穆泰(Marius Moutet)所在的社会党在近期的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事实证明他根本不愿支持越南独立,而法国共产党党魁多列士的态度同样模棱两可。7月,社会党人领袖莱昂·布鲁姆在跟胡志明共进午餐时,跟他打保票说:“困难的时候有我在。你可以信赖我。”事实证明这句话也不可信。

与此同时,在西贡,蒂埃里·达尚留仍在继续他的颠覆行动。随着7月勒克莱尔被调离印度支那、派往北非,由让·埃蒂安·瓦吕(Jean tienne Valluy)将军接任,达尚留在从事各种活动时更加自如。他宣布法国和印度支那的未来不能由河内政府的代表单方面来决定,因此需要召开相应的代表大会,这场会议定在8月1日于大叻召开。此次大会的目的是讨论成立一个由交趾支那、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安南南部和中央高地(Clentral Highlands)代表所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在这个联邦中,河内政府将完全没有席位。大叻计划的消息传到枫丹白露后,范文同大怒,中断了谈判——这正中达尚留下怀。虽然双方最终重返谈判桌,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很深的分歧。最后法越双方起草了一个临时协定,内容涉及一系列经济问题,但由于法方坚持拒绝讨论政治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交趾支那的地位——这个协定对于越南代表团毫无意义。9月10日,在会谈进入尾声时,范文同得出一个结论:八周的会谈仅仅证明双方根本不存在严肃谈判的基础。

胡志明仍然不愿放弃希望,他将代表团派回越南,而他本人留在了巴黎,还想对协定做最后的争取。他对记者们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多么渴望得到盟友的帮助,但如果必须的话,又将多么坚定地孤军奋战。跟以往一样,美国在他的心目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9月11日,他对美国记者戴维·舍恩布伦(David Schoenbrun)说:“你的国家可以在东南亚的和平中扮演关键角色。罗斯福留下的记忆仍然十分鲜活。你们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殖民帝国,也从未剥削过亚洲人民。你们在菲律宾树立了一个榜样,这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启发。你们跟法国的联系牢固而又长久,而且能对这个国家施加巨大的影响力。我促请你向你的人民做出这样的报道:现在亟须将天平向和平与独立这一边倾斜,否则将为时太晚。请不要被共产主义这个议题蒙蔽了双眼。”

舍恩布伦对此回答说,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跟自由本身是矛盾的,胡志明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他说越南人民誓言将为实现真正的独立而斗争到最后一刻。“如果你们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是唯一能领导这场独立斗争的人,那么越南信仰的就是共产主义。我们的驱动力是独立,而不是共产主义……在独立和南北方实现统一的议题上,不管是共产党员、天主教徒、共和党人,还是农民、工人,态度都是完全一致的。只要需要,我们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共同战斗。”

舍恩布伦对这段自信的言辞大感惊讶。“可是,胡主席,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呢。你们如何能跟法国打这一仗?你们没有军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这样的战争对你们来说看起来没有半点儿希望!”

“不,不会毫无希望。这场仗当然会很艰难,很凶险,但我们会赢的。”历史上数不胜数的例子证明了拼凑起来的小分队也能战胜现代化的大部队——想想看南斯拉夫游击队如何抵御德国军队,或者时间再早一点儿,纯朴的美国农民如何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人的精神比他所拥有的武器更强大。”胡志明强调说,越盟将充分利用沼泽、密林、山地与洞穴——这些地形他们再熟悉不过了。“这将是一场大象与老虎的角逐。如果老虎按兵不动,大象会用尖利的獠牙将它刺死。但老虎不会原地站着。白天它将潜入丛林,只在夜晚现身。它将猛地跳上大象的后背将其撕碎,接着重新跃入深林。这只大象会慢慢流血而死。这就是印度支那战争的未来。”

自信的话语掩饰了胡志明内心深深的担忧。“不要把我这么丢开,”在接受舍恩布伦采访的同一天,胡志明绝望地对圣特尼和穆泰请求说,“你们得让我武装起来,对付那些想要取代我的人,你们是不会后悔的。”胡志明担心越盟内部的极端团体有可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动武;他也许还担心在经过了两个月的拉锯战后就这么无功而返,自己的地位将会不保。他向这两个法国人担保说,自己的政府将尊重有意义的协定,但同时也警告称:“如果我们必须战斗,那我们会背水一战。你杀了我们十个人,我们总能杀死你们一个人,到头来你们会被拖死。”

战争的阴云正在迅速堆积

9月14日午夜,胡志明溜出了所住的皇家蒙索酒店(Hotel Royal Monceau),直奔奥什大街(A Venue Hoche)穆泰的公寓而去。这位法国人已经上床了。胡志明坐在他的床边。可以想象此番情景:在死寂的黑夜,留着山羊胡子、面容憔悴的革命家和肤色苍白、身形健硕的穆泰身处巴黎的一间卧室里,讨论着越南的命运。没过多久,两人就在一份局部协议(他们称之为“Modus Vivendi”[临时协定])上签署了名字。这份协议看来保障了4月时在大叻以及枫丹白露会谈中法国想要在印度支那寻求的大部分权利,而给越南的权利极其有限。它将棘手的政治问题留待未来协商,不过最晚不迟于1947年1月;同时还拟定法越军队在南部停火,生效期为10月30日。协议没有涉及越南最终独立的问题。

事后圣特尼形容这项临时协定十分“可悲”,它给胡志明提供的东西“远比他刚来法国时所希望的少”。这位革命老将为什么决定在这样一份协议上签字,这多少令人费解。或许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等待11月法国大选结果,看看是否会产生一个主要由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更有可能做出退让的政府。9月15日,他对年轻的支持者们表示,要想想7月的时候布鲁姆所做出的承诺:“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对莱昂·布鲁姆有信心。”

当天晚些时候胡志明最后一次告别了巴黎,此后再未踏足这座如此熟悉的城市——他对这里的熟悉程度也许甚于其他任何城市。尽管在此前几周里他遭遇了种种挫败,但从几个关键的方面来说,他还是在这次的旅行中享受到了乐趣。他得以故地重游,跟法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频频交流,大量阅读任何能找到的报纸;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激荡起了他灵魂深处的某些东西。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想要自己的祖国争取独立,尽管他感觉到一场全面战争已经渐渐逼近,但他与这个殖民宗主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微妙却真切的联系。有着这种情绪的不单单是他一个人。在这一时期很多越南民族主义者对法国的感情既复杂又矛盾,其程度之强烈十分耐人寻味。正如那年早些时候胡志明对作家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所说的:“像您所在的这样给世界带来自由文学的民族,想必总会发现我们是可以做朋友的……先生,您或许有所不知,我曾如何年复一年重读维克多·雨果和儒勒·米什莱的作品,而且我的热情一直未曾消减。”

同样的情绪也从胡志明关于此行的笔记中传递出来。在这些本不想被公之于众的有趣文字中,他描述了对自己意义重大的国际事态发展,包括菲律宾在7月初宣布独立,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核爆测试(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记录法国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而此举实际上终结了法国对中东的殖民统治),以及谈判中的利益权衡。但在笔记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对法国以及法国人的崇敬。他写道,在6月30日这天早上6点,他想在蒙梭公园散散步,结果发现大门锁着。当门卫得知他是最近刚来法国的外国人时,在根本不了解胡志明身份的情况下就开门让他进去了:“这只是个小插曲,但足以体现在法国,法国人谦恭有礼,尊重外国人。”而在一篇标题为“法国人的美好品德”的日记中,他评价法国人十分珍视崇高的原则,比如自由、博爱,而且热爱智识层面的辩论和探讨。在谈到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时,他写道:“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国之元首,他们才做出此种举动;他们只是自然而然地想要向我们表示友好。”

人们不免要问:胡志明在1946年中期的巴黎之行是否意味着法越双方错失了一次缔结真正且意义深远的协议的绝佳机会?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次机会,是否可以避免危机愈演愈烈,并最终升级为大规模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在其后的30年里,印度支那半岛上持续进行着血腥到难以名状的毁灭性的战争?如果法国人曾经认真考虑胡志明安抚性的话语,结局会怎样?毕竟胡志明并未表现出过激的立场——他没有要求越南实现全面和充分的独立。他寻求的是妥协,并表达了与法国保持合作的意愿——甚至可以说是渴望。法国原本可以仅仅放弃殖民统治的外部标志,而将与越南间重要的商业、文化和政治纽带保留下来。可是到头来,法国人终究还是无法认真研究胡志明的主张,至少在最高层面上做不到。良机被葬送,不过说到底双方距离真正抓住这个机会还十分遥远。枫丹白露会谈一无所获,这使双方的强硬派得以站稳脚跟,也使和解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渺茫。

当胡志明离开这个自己深爱的国家时,他已经放弃了幻想:战争的阴云正在迅速堆积。(本文摘选自《战争的余烬》,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文章有删减。编辑:吴珊莹,赵佳佳。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介绍

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FredrikLogevall)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劳伦斯·D.贝尔弗教授(the Laurence D.Belfer Professor),同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历史系任职。他有9部作品,本书获普利策图书奖。弗雷德里克的随笔和评论文章经常被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政治家》《每日野兽》《外交事务》上。

作者介绍

一场横跨20世纪中叶、驱动国际事务中各股政治力量的传奇战争;深入讲述法兰西殖民帝国如何衰落,而几任美国领导人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发起一场成熟战争之路的非凡著作。

在《战争的余烬》中,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讲述了越南在20世纪的悲剧,从1919年巴黎和会遭到漠视,到1945年被法国重新占领,再到20世纪60年代不可避免地成为冷战祭坛上的牺牲品。这则史诗般的传奇论及的是错失的机会、自我中心与无谓的消耗,它指出的是愚蠢而非邪恶在人类历史事件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战争的余烬》深入详尽、笔法老辣,充满戏剧张力,是个强有力的警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