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为什么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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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为什么会发生呢?

外戚宦官的上述行为,除了满足其野心和贪欲外,也是为了扩大其家族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马、窦、梁氏都来自西北,加人刘秀集团较晚不是核心成员。在阴、郭相争的复杂局面中,他们因缘际会成为外戚并贵宠一时,但又先后遭到沉重打击,故其势力不及樊、郭,更不及阴、邓。

在豪族社会强者为王的政治生态中,他们一旦成为皇后家族,尤其是临朝执政后,自然会产生扩大家族势力的强烈冲动。三家之中梁氏最弱,又曾两次遭受打击,当权后的表现最为极端,恐与此有关。宦官的微贱出身和刑人身份,与其煊赫权势反差更大。他们安插亲属宾客为官,并大肆敛财,主要目的是使其家族跻身豪族阶层,挤人权贵行列。

外戚宦官干预选举和搜刮财富严重破坏了东汉的吏治,使本来就很严峻的吏治危机雪上加霜,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如“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因“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而“怀愤相聚”,“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又如“安定太守孙俊受取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宪,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尊法度”,致使羌人反叛,“寇钞关中”。

灵帝曾问讨虏校尉盖勋:“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答曰:“幸臣子弟扰之。”灵帝顾问宦官蹇硕,“硕惧,不知所对”。黄巾起义爆发后,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官僚士大夫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们主张限制外戚和宦官的权力。如第五伦提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李固认为,对外戚可“尊以高爵”,不可委以重权,应“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又主张“设常禁”,令中常侍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冯绳则要求恢复“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的“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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