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时间弹性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无限杂思·

数字技术与时间弹性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 刘洪波

信息技术对现代生活的塑造是全面而深刻的。从全面性来说，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还改变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并正在重塑政治行为。从深刻性来说，数字革命使数据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使算法成为基本的操作方式，急速的数字流动甚至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结构和世界感知方式。

数字随身设备的广泛使用，构建了人在线上的普遍现实，它不只是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及时通信问题，构造了泛在的虚拟社会，而且随着数字化的推进，虚拟空间变得“实在”起来。奔忙的快递小哥、激变的热点舆论都是网络生活“实在化”的表征。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网上社群与现实社群、电子订单与现实生活，已经高度融合，虚实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数字化使数字世界与物质世界组合在一起。

从疫情时期的社会运行状况，可以看到数字化带来了更强的社会韧性。大量的人居家不出，仍然能够感受到与外在世界的紧密联系。在人们的现实活动缩减到最小程度时，基本保障体系仍然能够正常运转，配送系统能够准确抵达到每个个人。即使大量人员不能集中工作，不能抵达办公处所，很多工作仍然能够继续进行。

从时间维度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人们的时间配置产生了更大的弹性。手机这种数字终端，不仅使人们对联系他人、企业和社会心中有底，而且使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严格区分变得模糊。这种时间状态的模糊性，使得疫情时期人们即使居家不出，仍然能够完成许多工作，“信息跑路”、线上办公的效率得到了有效发挥。

手机作为数字装备，本质上是私人的，而不像办公室里的台式电脑、固定电话那样具有显在的公共属性。然而，手机又不只有着私人用途，任何一部手机都同时被公共组织所征用。企业和单位通过拨打员工手机来沟通工作信息，通过社交软件建立工作群组来协调工作关系，社会机构通过信息推送来进行公益宣传，都是很常见的事情。疫情期间，手机还被用来进行基本的社会管理、个人行踪、出行验证、防疫赋码等等，都是通过手机进行。可以说手机这一私人物品不只是由个人使用，同时也在被组织和机构所使用。在使用和被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很难预知也很难区分出哪个时刻是私人使用，哪个时刻是工作使用或公共使用。

作为如同肢体般与人身高度贴合的装备，手机在个人使用中也是时间属性高度随机的。在处理工作群组事务、私人信息区留言、观看短视频、响应工作电话、查阅工作需要的资料、收发公共文件等事务之间，行为随时切换，而不可能严格地“公私分明”，上班时间只处理公务、下班时间只处理个人事务，这种情形并不存在。手机天然地具有时间运用上的碎片化、事务处理上的随机性特征。人们使用手机时，总是在即时处理各种事情，而不是有计划地规划出一定的时间段。这一刻在回复私人信息，下一刻在响应工作群，这一刻在刷视频，下一刻在找资料，时间弹性巨大。

其实，数字网络无处不在，正在使弹性时间管理、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相互嵌入变成越来越常见的状态。跨国企业和全球贸易，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协同工作，某一时刻，此处为白天，彼处为夜晚；某一日子，A国为公众假日，B国为工作日，不为鲜见。网络时代，一些企业实行远程办公，员工需要完成工作，而不过于在意员工几点到几点必须在画设计图、几点到几点才能吃饭睡觉。

随着脑机接口成为新的热门技术，数字设备将从“握之在手”到“内化于脑”，使用上更加便捷、时间配置上更加随机的数字应用方案将会产生。意识流动的状态就是人们使用脑机设备的状态，数字设备将用来直接协助大脑工作。人们的意念固然可以集中，但意识中总有飘动的因子，总有“开小差”的瞬间。这就意味着在脑机时代，人们将不得不处在时间进行弹性配置的状态。

我们是否该为时间的弹性配置而苦恼？或许有的人将苦恼于员工不能保证纯粹的工作时间，但普通人或许更有理由苦恼于私人时间被工作占用。手机在线与其说削弱了工作，不如说使人更经常地处于被工作召唤的状态。“即时响应”的要求之下，更加容易破碎的也许不是工作时间，而是休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