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精神丨于次：我的几次搬家经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厨房是三家人共用，无洗澡间，更无卫生间，洗澡在木盆里洗，大小便用“尿罐”。每天早上，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着“尿罐”沿着正街到二百多米外的公厕去“倒尿罐”。一大清早，黄桷垭正街上也经常响起收粪农民“倒尿罐”的叫声。在黄桷垭正街居住的六年里，我家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

那是1988年的一个夏夜，当晚全黄桷垭都停电了。妻子在床边的床头柜上点着蜡烛，在床上给儿子讲故事，我和一个邻居坐在楼下歇凉聊天。妻子和儿子入睡前忘记吹熄蜡烛，夜风吹倒蜡烛，引燃了蚊帐，风助火势，大火很快就燃烧起来。我在楼下看见窗户里闪着红光，大叫“不好”，与一个邻居飞奔上二楼，冲进房间，见蚊帐已被点燃，火舌正往木质的天花板上冲，妻子和儿子被包围在火里大哭。我迅速扯下蚊帐，阻断大火向天花板蔓延的道路，邻居们手提水桶向还在燃烧的床上一桶又一桶地泼水。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但妻子和儿子都被轻度烧伤。万幸的是，当晚我就在楼下，如果我外出，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但家人会罹难，黄桷垭正街的所有木质房屋都会“火烧连营”。

在黄桷垭正街住了大约六年后，就有了第二次搬家。这一次的新家，让我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

1988年，四中开始为教职员工们修建新房，新房有四楼，但无电梯。在1989年的1月，我搬进了新家。虽然新居的面积不大，只有约50平方米，但新居是带厕所、厨房的两室一厅，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厨房里做饭，在卫生间里解手和洗澡了！那时住房制度还没改革，这套房子我本人无产权，属于单位分配的住房，这就意味着，如果我离开了四中，就必须将房子退还给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