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 厦门受降地为何有两个？

事实上，受降仪式看起来简单，但是后续要处理的问题异常繁杂。李度青曾提及，严泽元当时在接受日军请降时曾向日方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命令日方长官必须尽快清理九龙江江水里的水雷；二是必须清理好厦门各单位的名单，不允许额外的财物流失；三是必须登记好各单位的人员名单，好日后清算汉奸。”现在来看，这些要求正是出于对后续接管复杂局面的长远考虑。

首先是厦门的日俘、日侨。当时厦门有多少日俘、日侨？据1945年11月11日严泽元和刘德浦共同署名发给上级的电报，当时厦门共有日俘2778人、日侨910人。日俘主要集中在厦门大学，由海军要港司令部派员监督看管，而日侨先是分住6处，后被安排在4个集中所，每所各设有代表，由厦门市政府派员监督管理。

相关资料记载，遣返日俘、日侨的工作由第三战区日本官民管理处厦门管理所负责，厦门港口运输司令部执行，并由国民党党政军宪机关、海关、社会团体、厦门大学的代表和驻华美军代表组成具体工作班子。

1946年2月2日，厦大集中所的日俘经清点后被送上美国军舰运载回国，其中19人因犯有战争罪行，被暂时扣留，候报省政府核示审批；日侨的遣返始于2月8日，他们分别从4个集中所到原太古码头集合，分批登上小艇，再转运至停泊港外的日本轮船“院柴丸”号回国。

汉奸下场如何？

抗战胜利后，附逆汉奸自然没有好下场。

厦门接收和接管事宜就绪后，附逆汉奸如伪市长李思贤、伪经济局长卢用川、伪财政局长金馥生、伪禁烟局长林济川、伪教育局长叶则庵、伪市府秘书长陈见园、伪秘书长张修荣、伪金门特别区署长王廷植、伪金门特别区署科长王天和、伪开发公司董事蔡文篇、伪稽征所主任陈刚池、伪法院书记长郭光斗、伪警长傅炳宽等被一一拘押审讯，皆得到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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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军刀的故事

据李度青回忆，他当时抵厦后的首要任务，是将队伍带回水警大队驻地，准备接受日方移交。当他带着30多名水警开往位于厦门开元路口的日伪“水警处”大厦（原水警第二大队警部），李度青把当时掌握财产的“水警处司法科科长”岗健之进叫来清点人员和财物。

交接完毕后，岗健之进的一个举动让李度青颇感意外。“他突然转过身，说有东西想交给我。”李度青回忆，岗健之进说完就取出三把军刀，恭敬地交给李度青。岗健之进告诉李度青，其中有一把是他的祖传宝刀，军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他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现在他想将刀交给中国。李度青接下刀后，岗健之进再次向他行礼。“这三把军刀，代表日军完全意义上解除了武装。”李度青这样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