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新时代的长城叙事——一场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对话

主持人：长城是防御工事，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从“多元一体”的视角重新阐释长城，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

席建超：长城价值被归纳为建筑遗产、文化景观、精神象征与历史传承四个层面。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对长城的价值进行系统性认知尤为重要。从历史地理学中的“缝合线”理论切入，有助于重新认识长城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它强调边界并非绝对的“墙”，而是具有“渗透性”与“互动性”的“膜”。作为一条充满张力的“历史缝合线”，长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

长城是一项旨在将无序引导至有序、可控的宏大空间治理工程。首先，长城关隘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各民族进行官方“交往”的指定通道与调节“阀门”。其次，这一空间结构深刻重塑了不同民族的互动模式。因此，长城的建筑遗产价值展现了中华文明通过建构空间秩序创造可控“交往界面”的政治智慧。

长城催生跨区域经济“交流”功能。地理上，长城走向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吻合，此线两侧形成了差异显著却高度互补的经济模式：东南主要是农耕区，出产粮食、丝绸、铁器；西北主要是游牧与渔猎区，盛产马匹、皮毛、畜产品。这种生产方式的差异，形成经济上的“共生关系”。

长城地带，是催生新文化形态与生命共同体的“熔融带”。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曾越过长城，建立政权或入主中原，并为中华文化注入雄健、开放的元素。中原地区历代王朝为戍边屯垦，向长城沿线大量移民。这些汉族军民与北方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其生活方式、风俗乃至血缘都发生了深刻的“边地化”。这种在长城脚下形成的、兼具南北文化特质的“边地社会”，是民族交融最生动、最基层的社会学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