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老赵：生命不息 摄影不止

上高中后，老赵想拍照想得心里痒痒，终于有次偷偷把家里的相机拿到了学校，还用平时攒的钱买了胶卷。

“但这卷胶卷，除了让同学们知道我是个家里有照相机的人之外，一无所获。片子拍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老赵说，但对摄影的喜好，却更加在心底不断地躁动。

1963年，老赵高考落榜，但在那个工人最光荣的年代，这不是啥大事儿。“很快，我招工进入西北橡胶厂，还被派往沈阳学习。”老赵说，“我父亲临走时塞给我30块钱，加上沈阳工厂学徒工每月17元工资，你猜我买了啥？”

“我花35元买了部属于自己的相机！”老赵自问自答，“那是款仿制苏联爱好者的相机，就像华山牌相机在陕西的地位一样。你说我胆大不胆大？”

原来一到沈阳，老赵就四处打听卖摄影器材的商店，“还真找到一家名叫五福照相器材的店，即使买不起，我也总爱去逛逛，了解不同器材的性能，八卦一下哪些款式降价了，哪些又上新了。”老赵说，“你别说，这部相机一到周末就是‘众星捧月’，同事们凑钱买胶卷，跟着我到公园拍照，为了省钱，我还摸索着学会了冲洗胶卷。”

没暗室？那好办！宿舍的窗子用纸一糊、灯一关就行；没曝光箱？老赵自制一个。

“我高中是文科生，但物理怪好，我从废品站捡些三合板，用刀子裁好，再从厂里车间搞点儿废胶布紧紧缠在外面，你说哪儿能漏光啊？再整个红灯、曝光白灯，不就成了！”为了摄影，再大的困难都不值一提，而能帮大家留住美好瞬间，也让老赵找到了自我价值。

可好景不长，1965年前后，全国掀起“学解放军”热潮，任何带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物品都变得敏感。因相机的事在厂里人尽皆知，老赵担心招惹麻烦，急忙到寄卖所以32元卖掉。为了表明自己“洗心革面”，他还特意买了一台旧五灯收音机，整日听新闻、学革命歌曲，免得被别有用心的人挑刺。

1965年12月，老赵从沈阳学成归来。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不得不将摄影爱好暂时“封存”，却悄悄订阅了各类与摄影相关的书、报、杂志，这些资料后被他全部捐给西咸新区摄影家协会。

“这里必须好好感谢我老伴，她去年因病去世了。这辈子，她从没为我在摄影上花钱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始终默默支持我。”老赵与老伴是高中同学，“当年我偷拿相机去学校显摆那事儿，全班都知道我痴迷摄影。”

上世纪80年代就拍了一组“麦客”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老赵终于能正大光明地重拾热爱。

他从不宽裕的收入了咬牙买了部国产小傻瓜相机，1985年又换成日本的确善能光学单反机。

老赵打开电脑，点开一张拍摄于1985年前后的黑白老照片。照片里，雇主正弯腰在收割完的麦地里捡麦穗，一个都不愿浪费，而一旁干完活的几位麦客，有的靠着树干休息，有的站起来，拿着用罐头瓶改成的水杯倒水喝。

“那年我43岁，休息日背着新入手的单反，去家属院后面的地里转悠，想找找拍摄题材，正巧遇上了这六七位麦客。”老赵说，他征得麦客们同意后才开拍，聊天时得知他们来自甘肃天水，还主动要了地址，想日后把照片寄给他们，可对方终究没能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