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慈禧墓，珍贵文物遭到洗劫。事件发生后，舆论大哗。国民政府一面抚慰逊清皇室，信誓旦旦做出种种承诺；一面收受贿赂，官匪勾结，大量珍贵文物被利益输送，堂而皇之地流入国民党高官手里。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乾隆帝的“九龙宝剑”了。“九龙宝剑”的真实性
乾隆帝九龙宝剑，指的是1928年孙殿英盗陵事件中，盗陵兵匪从乾隆帝地宫中掠取的一柄宝剑。以其珍贵，一直以来吸引了众人眼球。可是，也有人怀疑这柄宝剑存在的真实性。查阅史料，找到了九龙宝剑的现世源头。
一是溥仪说。
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画、书剑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质佛像等物，其中绢、丝制品都已经腐朽，不可辨认。”
溥仪在叙述乾隆的殉葬品中，提到了字画、书剑，这反映出乾隆皇帝的志趣和爱好，正是这位英主文治武功的最好体现。溥仪的说法，证明在乾隆裕陵地宫中，至少存在一柄宝剑。
二是文强说。
文强（1907-2001），号念观，湖南省长沙县人。原国民党中将，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人员；抗日战争期间，投身抗战；解放战争期间，于淮海战役被俘。1975年3月获特赦。
抗日战争初期，文强受戴笠指派，曾经与盗陵军阀孙殿英有过一段密切接触。文强在其回忆录第十九章“结识孙殿英”中，多次谈到这柄九龙宝剑。
文强先是叙述九龙宝剑的神秘：“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影壁前，抬着头注视着影壁上悬挂的一把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长袍的彪形大汉，低着头听孙殿英讲话。”文强虽然很好奇，但是，未能见到宝剑的真面目。
作为一位习武之人，文强要一看究竟，于是，他与孙殿英展开一段对话。资料中这样记录：
在孙殿英的房间里，挂着一把宝剑，用红绸子包着。我问：“这是个什么宝剑哪？”
“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
“噢？”我有些惊讶：“乾隆皇帝的宝剑？”
“我看看可以吗？”
“哎呀，老弟，你不必看，我这个剑骗不了你，你们哪，又是孙中山先生，又是蒋介石先生，又是黄埔学生，又是军事委员会高参，来头大得很，骗不了的。我孙殿英是个老粗，我手下当兵的是老粗，当官的也是老粗，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让他向宝剑磕头。”
我还追问：“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嘛？我看看，看看。”
文强在口述中，还引述了孙殿英的话，来说明九龙宝剑的弥足珍贵：“还有一把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
三是沈醉说。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深得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的信任。1960年11月，获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沈醉在戴笠乘飞机失事后，奉命前往料理后事，他作为见证人，记述了这柄宝剑的真面目：“另有一柄古剑，虽经烈火烧过，剑鞘都烧坏了，但剑光仍闪闪逼人，为不曾多见的宝物。”沈醉可谓身临其境，他断定九龙宝剑的存在和这柄宝剑的神奇之处。
四是华清说。
华清乃马汉三后人。马汉三历任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有人撰文， 马汉三与九龙宝剑有着密切关系，说他从戴笠处得到宝剑，代为临时保管：后来在张家口为了保命，将九龙宝剑献给了日本人，为此，华清撰文批驳：“‘剑仍留在孙处’，而孙正与日本特务洽谈投降之事，该剑到底由谁交到日寇之手，不是很清楚了吗？”所以，华清也是承认九龙宝剑是真正存在的。
上述四人中，溥仪并未亲见乾隆帝的九龙宝剑，但他从乾隆的性格，断定宝剑的存在；而文强、沈醉和马汉三，则均亲眼所见，肯定九龙宝剑确实存在，不容置疑。
“九龙宝剑”的来源
这柄九龙宝剑的来源，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纷纷猜测，产生了多种观点：
其一：西域刀。乾隆二十二年，新疆回部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帝调兵遣将，倾力平叛，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经过艰苦奋战，先后收复失地：“数年以来，平准噶尔，降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
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兵败西逃，经葱岭进入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杀“将霍集占之尸与布拉尼惇送至军前”‘，削平叛乱。
叛乱被平，巴达克山和哈萨克诸部落，摄于大清王朝之威，为表忠心，向乾隆帝进献了这把九龙宝剑。
其二：蒙古刀。系喀尔喀蒙古贡献之刀。崇德三年，喀尔喀遣使求贡，清太宗令其岁进九白：白驼一只、白马八匹。康熙、雍正年间有所增减，进贡制度延续下来。所以，有人认为，这柄九龙宝剑系蒙古部落除了九白之贡之外，另外进贡的宝物。
其三：西藏刀。仍然是一场战争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西藏上层社会进献给乾隆皇帝一把宝刀。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部受西藏喇嘛沙玛尔巴唆使，以贸易与边界纠纷为由，侵入西藏聂拉木、济咙等地，清廷调兵进剿。此后，历经周折，至乾隆五十七年五月，清军收复济咙，随后攻入廓尔喀境内，廓尔喀遣使求和，许诺永不侵犯藏境，并向乾隆皇帝进献了九龙宝剑。
此外，更有非常离奇的说法，言九龙宝剑为一把“鬼剑”。相传，剑用49名活人铸成，每日以其鲜血养剑。凡沾此剑者，全部死于非命。因此，九龙剑是一把夺命鬼剑。
以上种种，众说纷纭。
按照常理分析，这柄九龙宝剑不会是上述几种来源；而应该是乾隆帝亲自安排，亲自设计，由总管内务府精心打造而成的珍品，理由如下：
首先，九龙宝剑为神秘之物，作用重大，乾隆帝必极为重视。从作用分析，乾隆帝既安排为陪葬之物，即视为万年大计，不会马虎行事。比如，乾隆在选择胜水峪万年吉地时，极为重视，几乎事必躬亲。几经反复，直到乾隆七年才最终决定。即使如此，他仍不放心，还要长途跋涉，亲临看视：“俟朕谒陵之便，亲临阅视，再降谕旨。”
从陵寝大事上看，乾隆帝在设计、选料到施工，均亲力亲为，亲自部署，方才放心。所以，像百年后随葬的秘器（九龙宝剑），会更加专注精力，亲自部署一切，绝不会假手他人。
其次，以乾隆的挑剔性格，他看不上外藩等进贡的所谓“宝剑”。如有宫外赠送、进贡之类，乾隆帝会妥善处理，比如，乾隆四十五年，直隶总督袁守侗向乾隆帝进献宝物，即被乾隆帝“驳出”：“正月二十日，直隶总督袁守侗进贡，内奉旨驳出‘御制十六罗汉赞’玉版册页。”专家考证，袁守侗进献珍贵的和田玉后，乾隆帝先命内务府造办处接收后，再奉旨精心承造。
不仅如此，就连宫妃母家的珍贵之物，或有纪念之物，乾隆帝都不允许带进宫中：“其家中之物亦不许向内传送，致涉小气’。”
再次，从宝剑的精致程度分析，也是出自宫内造办处手法。按照孙殿英的说法，九龙宝剑不仅嵌有宝石，而且嵌上九条金龙：尤其九条金龙，不会是宫外之人敢于设计并制作的。
实际上，乾隆帝非常喜欢刀剑，曾先后四批铸造过共计90多把带御用款式的宝刀。第一批宝刀打造于隆十三年，乾隆皇帝命人铸造了天字号宝刀30把，地字号宝剑30把：第二批刀打造于乾隆四十四年，共两箱10把；第三批刀打造于乾隆五十八年，共计10把；第四批刀打造于乾隆六十年共计10把。
对于这些刀剑的打造，乾隆帝从设计到纹样、名字、包装等，无不细致入微地、反复地下达谕旨，指导造办处制作。如乾隆十三年，打造第一批刀剑时，乾隆帝这样下旨：“兽吞口画全，再看番花吞口、枝叶，再整壮些。锦地吞口俗气；另，画好花样，剑上再添一道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帝爱刀剑，并非只在口头上，而是参与制作过程，不惜花费时间重金打造。这些宝剑，被运往各地，或悬挂，或陈设。对于乾隆帝来讲，这些宝剑算不上最为重要的，但都亲自参与，由内府打造。那么，他最为关切的九龙宝剑的设计，就会更加出自乾隆帝本人，并参与制作过程，此外无他。
“九龙宝剑”迷踪
这柄富有传奇色彩的九龙宝剑，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之日，陪葬梓宫之中；是年九月十五日，随乾隆帝梓宫一起，葬入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之裕陵地宫之中。
九龙宝剑陪着它的主人在地宫中沉睡了130年。1928年，时局动荡，驻扎在天津蓟县马伸桥的军阀孙殿英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敢炮炸裕陵地宫，第四道石门轰然倒地，裕陵地宫的珍宝遭到洗劫。那么，这柄神秘的九龙宝剑流落到哪里了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文强的回忆录。关于九龙宝剑的去向，他引述孙殿英的话，在文中两次提到这个问题。
其一：“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雨农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问。”
其二：“那九龙剑，究竟是送给了委员长还是送给了何部长，我现在还不明白，高参老弟有顺便时代我打听，也不必当面问雨农，不然，显得我小气。拜托拜托。”
从孙殿英的口气分析，九龙宝剑究竟是送给了蒋介石，还是何应钦，都不确定，去向成谜。可是，查阅史料，竟有说孙殿英或根本就没有送九龙宝剑给别人，而是被他私藏，视为“神剑”。尤其是处在孙殿英时代的两个当事人，也都肯定，这柄九龙宝剑一直在孙殿英手里，他舍不得出手，没有交给他人。
一位是郭同棠先生。郭同棠是孙殿英司令部机要室主任，从1926年孙殿英起家到1947年孙殿英覆灭，一直跟随左右，对孙的情况有所了解。他这样回忆道：“值得一提的是，孙殿英后来把乾隆墓中那口九龙宝剑，也公开悬挂起来了。为」什么他对盗出的那么多的宝物，或卖或赠送别人全不吝惜，唯独对这口九龙剑却爱不释手呢？因为他把这口剑视为神剑，看做保护他开创大业的先兆。一个时期，他曾专派一名亲信掌管九龙剑。每逢行军，经常看到孙殿英叫备好几十匹骏马，排列成行，他骑中间这匹马，前后护卫。而最前头那匹马，就是背着宝剑的那名卫士骑的。有一次，碰见那名卫士，问及此剑的情况，他说这口剑二尺有外，鞘上镶的全是珍珠玛瑙；还说那是一口神剑，每逢大战将临，神剑就在鞘里跳动；他们还经常向神剑烧香祷告呢。当然，这是迷信，让人听了发笑。但此剑确实价值连城，约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孙殿英、马鸿奎在宁夏大战时失落，据说为阎锡山所获。
另一位是黄宇宙先生。他是前任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中将司令员，太行山抗日游击队司令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两次谈到九龙宝剑。一次是1939年，孙殿英向众人炫耀九龙宝剑：“高兴之余，孙殿英曾拿出东陵盗墓中获取的‘龙泉宝剑’”。“一次是1947年，孙殿英被解放军俘获：“一个卫士从背上解下一把像伞样子长短的东西。解开布单，从鞘里面抽出两把三尺来长的剑来，一把太阿宝剑是在当首时就得来的：一把龙泉宝剑是东陵盗墓中得到的”。
可是，更多人则坚持认为这柄九龙宝剑最终是陪葬给了戴笠。
前文所述，孙殿英委托文强询问戴笠，追寻九龙宝剑的去向；更为关键的是，在戴笠飞机失事之后，沈醉奉命料理戴笠后事，他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清楚地记录下这柄宝剑的归宿。
不仅如此，当代专家更是多方考证九龙宝剑的最终归宿，其结果均是陪葬给了戴笠。比如在1997年第9期的《党史纵横》上，张平撰文《龙泉宝剑与戴笠之死》，明确指出九龙宝剑陪葬给了戴笠。比如在2010年第11期《北京农业》上，刘照兴的《一把九龙宝剑揭开戴笠之死真相》，等等。
尤其是熊国英在《文史春秋》发文，考证了九龙宝剑的最终归宿。文中说1951年春天，戴笠墓被打开：“开棺后他们发现里面除了戴笠遗骸外，只有一把被烧得变形的左轮手枪，一个皮鞋后跟，还有就是那把‘九龙宝剑’，那是一个1尺多长的狭长铁片，锈蚀得厉害，只依稀看出宝剑剑身的样子。当时这些东西被一股脑倒进墓前的池塘中填埋，而戴笠的棺材则被农民运回去箍桶用了。”
神秘的、珍贵的九龙宝剑，最终化为南京紫金山湖底的一撮儿春泥，这就是它的最终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