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期的时代判断

作者：黎荔

185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二帝国”时期，这一年，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发表了小说《双城记》，其中的开场白广为流传：“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是一段让人隐隐动容的话。

他的指向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萌发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人权理念首次得以被付诸政治实践。然而好景不长，尽管其萌芽呈现出积极的立意，然而，人权理念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却被体现得愈发狭隘。起先，我以为这样的评语只适于精神激昂、动荡翻腾、大变革和大撕裂的时代——分泌的希望和绝望同样多、创造力和破坏力同样大。但现在，我改了看法，觉得它几乎匹配任何岁月，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现世发出类似感慨。

在感情上，我们没理由不爱现世、不支持和肯定当代价值，因为我们只有它，我们的摇篮和坟墓、生涯和意义都住在里面——就像蚯蚓淹没在泥土里。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它，献身于它了。每个人都生逢其时，每个人都结实地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厌恶与赞美、冷漠与狂热、怀疑与信任、逃避与亲昵中完成了对时代的认领。

这段话如此纠结，两个“最”字，说明逻辑的极度矛盾和混乱。我常常在想，如何解决其深度精分的矛盾性？

第一个解决方案，把“最”字掉。比如，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我希望穿越回到“五四”时代，与鲁迅陈独秀郭沫若周作人把酒言欢。但我也知道，可能我得承受军阀混战、暗杀横行、外交惨败、丧权辱国等种种“五四”时代的痛苦。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退而求其次，说“五四”是一个值得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定位会更准确一些。因为，“五四”时代的自由，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社会的自由。晚清民初时期为什么有自由，因为不统一。春秋时期最自由，什么论调都可以说，各种奇谈怪论没人来禁止，可以周游列国，合纵连横，兜售思想，建立学派。那时儒家只是一派，与墨家、道家、杨朱是并立的。秦朝焚书坑儒，后来在大统一的环境下独尊儒术，晚清民国，王纲解纽，天下混战，野有遗贤，就又可以七嘴八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