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叙事大年，这些电影串起了谁的记忆？

它所说明的，是主妇的困境并不会因为阶层不同而有本质性差异。出现在金智英生活中事无巨细的琐碎事宜，似乎并不具备足以拍成电影的戏剧性，也似乎并不足以压垮一位妻子和母亲，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被世人忽略的“不足以”，它才日积月累，成为千钧巨石，摧残着无数个金智英和李红。

有的女性创作者让我们“看见”，也有的女性创作者让我们“听见”。就像《好东西》里的小叶让王茉莉听见她母亲王铁梅做家务的声音。

韩国导演郑朱莉就让我们听见了其他女性群体的声音——那些似乎并不该、还不用承受如此重量的年轻女性们。更年轻的她们与家庭主妇所共享的，是弱势群体的身份。如果不是电影的镜头和收声筒，或许根本无人注意到《下一个素熙》中的素熙，在自杀之前还拥有在舞蹈室释放肢体的生命力。

《下一个素熙》

片中，女警吴宥真（裴斗娜饰）试图追查素熙自杀的缘由，在她一点点挖掘出韩国教育与就业体制问题的同时，也一点点“听见”了此前没有人听见的素熙的“呼救声”。

有的呼救声很解气——比如她回骂了骚扰自己的客户——却还得为此道歉。有的呼救声很激烈——比如她殴打了克扣自己业绩的上级——却被处罚休无薪纪律假。还有的呼救声很微弱——比如她也向自己的父母表达过不愿再实习——却被视为一种推脱。

金素熙被上级为难

于是她用自己的死完成了一次最惨烈的呼救，但除了同为女性的警察吴宥真，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真正读懂这样的求救讯号。于是电影就变成了一种广播，它让更多的女性得以听到、识别、读懂她们的求救与抗争。因为对这些女性而言，一出生就已经身处战场，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抗争。

同样的抗争还来自伊藤诗织这样的女性，本就身为记者的她，是最懂媒介系统如何掩盖新闻、制造新闻、埋葬新闻的。于是她用《黑箱日记》向整个日本公权系统抗争。在这个层面上，她甚至和描述自己“生孩子就像3D打印机把孩子打印出来了”的陈翠梅一样，是在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经验变成作者电影的电影语言。

《黑箱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