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叫苦不迭的“内卷”到底从哪来的？

16世纪开始，由于中国长江下游和闽广市场的需求，棉花价格开始上涨，收益超过了粮食。见此，华北地区大批农户开始推广种植棉花。“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

然而高收益也意味着高风险，经济作物侵占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空间，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其次，物以稀为贵的真理万年不变，棉花产量一上来，价格自然暴跌，大量小农沦为贫农，甚至成为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或雇农。

就像现在的人挤破脑袋去看演唱会，第一排的人突然站起来了，后排的人也得跟着站起来。最终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每个人都又累又烦，没有一个人能舒心地享受这场演出。

可能人人都清楚这个结果，但它证明了“安全”——至少站起来还可能看得见。

除却人本身的心理惯性，人对体制的依赖或许更是造成内卷的重中之重。

对中国人来说，科举和做官可以说是古代人尽皆知的实现阶层跃迁的唯一途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扎根在无数中国人心里上千年，这在古代的农村社会就造成了一个独特的场面——

从事农业生产能力比较出色的富农或者地主，不会将心思放在生产力的创新和改革上，当他们手里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大多会想办法把地租出去，成为“脱地”的地主，然后通过捐纳或让家里子弟读书来获取功名，争取进一步往上爬。

不想卷，怎么办？

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里写下了这样一个陷阱：中国发达的农业养活了发达的人口，发达的人口又投入了农业生产，难以容纳工业创新技术和资源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