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律中的“讲读律令”及其实施

其次，“好讼”与“健讼”之风的盛行，催生了讼师这个群体，客观上也对官员熟悉律令起到了推动作用。清人石成金的《嘉官捷径》就要求州县官“清律分晰注解，以及则例之旧设新颁，须刷置案头，间即翻阅讲究”。刘衡在《蜀僚问答》中，谈到防范、禁制讼师的关键时说：“熟读《大清律例》而已。”著名循吏汪辉祖在《学治说赘》中总结从政经验，专门有一篇“律例不可不读”，谈到了学习法律对于防范讼师的意义，认为“官之读律，与幕不同”，官员熟读律令，“可以因事傅例，讼端百变，不难立时折断，使讼师慑服，诳状自少”。

清朝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讲读律令”作为一种官员审理案件的职责。在《刑案汇览续编》中，就有这样一起案件：钦差大臣审理理藩院官吏受贿案时，将案情及审理结果报送刑部拟定罪名，其理由之一是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仅能推究案情，不能谙晓律例”。对此，刑部官员并不认同，认为凡是派钦差大臣审讯的案件，“悉由各该大臣自行查照律例援引定拟”，不能移送刑部代为拟定罪名及援引律例，况且《大清律例》“讲读律令”条明文规定了官员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的职责，如果由刑部代为拟定罪名、适用法律，无疑是在推卸责任。为此建议：“嗣后钦派案件仍由原派大臣查照律例定拟。”

因此，“讲读律令”的规定，对官员学习和运用法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官员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而清代律学的繁荣，各种律学著作如汗牛充栋，应该说同这一规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