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与清初学风

那么，如何写出“载道之文”？

汪琬轻视明人学术，但独重归有光。在为《明史》所作《归有光传》中，他总结出“有光之学，原本六经”，显然已经接受了为文要“知古人之学”，尤其要本诸“六经”的取向。他认为，“经非文，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经，又不足谓之文”，“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诗》《书》《礼》《乐》诸经，人之文也”，强调文章必须根柢六经。（《钝翁续稿》卷三十、《钝翁前后类稿》卷三十三）

从他自述为学进路中也可看出，研习“六经”对其写文章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夫琬之于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当其少时，颇好韩吏部、欧阳子之书。及壮而始习六经，又好诸家注疏之书，孜孜矻矻，穷日尽夜以用力于其中。于是异同离合之必辨，名物器数之必晰，义类指归之必加研求，不可谓不博且专也。至于既久，则稍举而笔之于文，亦且旷然若有所见，怡然若有所得矣。（《钝翁前后类稿》卷十八）

汪琬接触六经，虽然本意是服务于作出“载道之文”，防止文章陷入“剽窃牵缀、浮游不根”“若风中之蓬，水上之梗，靡靡然一无足恃”之窠臼（《钝翁续稿》卷十五），但日复一日的研习必然加深其对经学的理解。康熙十二年前后，他的学术兴趣开始向经学偏移。汪琬于里居之时，保持着“穿穴经传”“聊用自娱”“琴书都废阁，惟课净名经”的生活状态，著书务疏经义，旁及先儒诸说，参稽异同，以求至当。（《钝翁前后类稿》卷九、四十六）他撰写《古今五服考异》八卷、《诗问十四则》，于《诗》《易》《仪礼》《尚书》《春秋》等方面多有所得。这段时间，他心中所念是“经术惭迂阔，文章悔琢磨”“朴学愁难继，雄谈幸不违”，已显露出在“经术”与“文章”之间的纠结，并更偏向于“朴学”。（《钝翁前后类稿》卷九、《钝翁续稿》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