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与清初学风

晚年时他对经学的看重则更加明确：“文章自可让余子，学术要须趋大醇。灯火青荧人迹绝，夜窗独与圣贤亲。”“老夫耄矣抛残禄，惟抱遗经守空谷。区区朴学待君传，还乡勿厌专耕读。”（《尧峰文钞别录》卷一）可见汪琬晚年已志在学术，不在文章。“予故喜为古文词者，晩岁乃大悔之”“予固晚而有志经学，顾年及昏耄，见闻遗忘，辄抚卷叹息”等自白更是其学术转向的明证。（《尧峰文钞别录》卷二）

仅仅围绕汪琬的交游唱和圈，便可发现清初不少人都与他类似，有着从文人转向儒者，由好诗文转向潜心经学的经历。如王士禛之弟王士禄，“自少以文章名，尤工于诗。晚岁益潜心六经”（《钝翁前后类稿》卷三十五）；董文骥早年为御史时曾与汪琬“以诗歌古文词相磨砺”，晚年转而“潜心《三礼》之学”，“集中所载《经说》，犹班班可考”（《尧峰文钞别录》卷二）。由此可见，清初一批文人可能正是在由追求“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转变中，开始接触经典，最终走向经学。此种“以词章入经学”的学术路径在清初学风转变、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似不容忽视。

对于汪琬的经学研究，观其同时代人陆陇其的评价：“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礼》者最精确，盖其所得力也”（《三鱼堂日记》卷上），尚比较认可其在《礼》学上的成就；四库馆臣论《尧峰文钞》时也认为“（汪琬）与若璩论《礼》相诟……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与他人角，而所与角者，惟顾炎武及琬，则琬之文章学问可略见矣”。亦将汪琬的学问与阎若璩、顾炎武相提并论。汪琬还曾亲炙惠周惕，有学者指出其经学当为汉学吴派之近源。但或许是因为汪琬汉宋兼采、不立门户，在乾嘉学者眼中这种学术驳杂不纯，故从惠栋开始就避而不谈汪琬对惠周惕的影响。在传统思想史叙事中，乾嘉汉学的学统建构往往根据“后果”去追溯“前因”，不断做加法，把阎若璩、胡渭等人牢牢立于朴学先驱之位的同时，也对一些思想者做了“减法”，造成后世对他们的遗忘和误读。这种线性叙事显然会使思想史陷入过度精英化、经典化之窠臼，遮蔽了清初学术转向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我们应力求重建这批清初被“减去”的思想家之历史。不可否认，汪琬的古文成就较高，相比之下他的经学研究或许并不深刻，但是正如葛兆光强调，“一般的思想家”亦有其意义（《中国思想史》），今天我们应该在清代思想史、学术史的谱系中重新找出他的位置。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