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与清初学风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累官户部郎中，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编修，与修《明史》，有《尧峰文钞》《钝翁前后类稿》《钝翁续稿》等集存于世。汪琬与侯方域、魏禧并称“清初古文三大家”，其诗与王士禛并称“汪王”，又名入“海内八家”，在清代思想文化史的典范叙事中，他长期被视作一个古文家、诗人，却是学术史上的边缘人与失语者。

汪琬早年以举业为的，参加过四次乡试，并终在32岁时登榜二甲进士。此时的他虽以文成名，但对“文”背后的“学”体认尚浅，“虽尝习程、朱之说，然仅以备科举之用耳，其中实无所得也”（《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十八）。顺治十五年，汪琬入京补户部福建司主事。在初至京师与周容的书信中，汪琬谈到，自中第以来，他便一直在思考“古学者之道”为何的问题，并将学习词章的方法由时文写作转移到对韩、欧诸集的研读上来。汪琬既开始潜心于韩、欧之集，就自然会进入古文家“文-道”之辨的语境。韩愈讲“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欧阳修讲“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皆是追求文以载道、文道相合的先驱。汪琬批判明季士人“束书不观”，只习时文、耳食剽窃，导致了“学日益陋，识日益卑，四方之风俗亦日益坏，而天理民彝或几乎息也”（《钝翁前后类稿》卷二十六）。故而当今想要振兴世道风俗，就不能再专于科举时文。

汪琬认为，好的文章必须是“载道之文”，得于道深，则文章不求工而自工。同时，文章也是“道”的载体，如果不写“载道之文”，其后果不仅仅关乎文事，就连天地之道都将无法托传，人伦教化也会面临泯灭。反过来说，文章如果“角逐辞章”、追求“新奇可喜”，则不仅“昧于辞义”，更“叛于经旨”，有“乱道”之害，形同前人所谓的“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在他看来，“后世辞赋章句”与“孔子之所谓文”的本质性差别正在于此。（《钝翁续稿》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