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后20史为何不出名

除了写作方面，注经还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用来判断是非，裁定案件，成为当时社会量刑的标准之一。

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修著出《史记》，因此《史记》不可避免的带有些论政注经的影子。在《史记》中，几乎所有的论赞都是“自注”，即司马迁对自己所写的目的和旨意说明。

这些“自注”，完美的表达了司马迁希望能通过理清辨析六经和诸子百家的材料，正确处理天人关系，认识古今变化规律，并对前人之事作出褒贬判断，表达爱憎的写作目的。

论赞文体便在这样充满着议论风尚的时代孕育成就，为后世提供典范，这也是为何《史记》是《二十四史》中名气最大的原因之一。

三、《汉书》的特殊

至于《汉书》的论赞则和说经论难之风密切相关。

东汉初期，汉光武帝刘秀一方面为更好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是满足自己的爱好，于是常常和官员们探讨儒家经义，倡导儒学之士互相论难经义，对擅长论难的学者，还会给予一定的赏赐。

在光武帝和后来的数位皇帝的推动下，东汉掀起了一股论难风潮，同时涌现出一大批善论难的人才。班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自然也受到说经论难的熏陶，善于论难。

在朝廷大事辩论中，班固凭借他的论难才能多次得到奖赏，可见其对儒家经书的熟稔。在《汉书》论赞中，班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出自于儒家经书中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