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大白天见鬼，起因是泾河龙王犯了天条

这些都是为了国家考虑，也符合武则天本人的利益。狄仁杰直言敢谏，但他奏事都是就事论事，并不夸大事实，更不情绪化，危言耸听，而是摆明道理。因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为了对抗武承嗣等奸佞之臣，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了一批正直而有才干的官员。如后来做了宰相、匡复唐室的张柬之，如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都是历史上的一代名臣。

到了晚年，武则天对狄仁杰更加倚重。她不叫狄仁杰的名字，而称呼他“国老”。狄仁杰和她争论，她也都能听从。到宫中入见，不让他下拜。武则天还对朝中的官员下令：“不是军国大事，就不要去麻烦狄公。”狄仁杰死后，武则天大哭说：“朝堂空了。”当有朝廷大事难以决断时，太后就叹息说：“上天为何那么早的把我的国老带走？”

武则天会用人，也爱杀人。李唐的亲族、大臣被杀者不计其数。她能用狄仁杰，是她的幸运，也是大唐的幸运。没有狄仁杰，唐朝也不会亡，但会更加困难。困难的意思是说权力的争夺会更加激烈长久，会更加加重百姓的苦难。一个人，不可能最终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却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部分历史和部分人的命运。我们看历史，往往都要从大的进程上看，并美其名曰大历史，但对在大历史掩盖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却视而不见。对我们来说，个人的生命往往比空洞的理念更为重要。而且，既然历史发展大的趋势无法改变，我们看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必更多着眼于他是否加快或减缓了这种过程，而更多应该着眼于在这一过程中他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人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这个代价是必不可少的话。

有趣的是，在现实中，一个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一旦杀了人或犯了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却往往又要采取相反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地看到了统一，而不去管统一的意图如何，使用了什么手段，也不会去在意他为此屠杀了多少人，使民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评定人物的功绩时也是这样。我们只是片面地肯定了狄仁杰对唐朝的“再造之功”，一般却不太会在意他为多少人洗清了冤案，从屠刀下救出了多少无辜者的生命，也不会看到他的开明政策使多少人免受饥饿和贫困。从这个角度看，高罗佩的《狄公案》虽然只写了狄仁杰的破案，而忽略了其它的功绩，但也确实符合了人性，是以个体生命作为着眼点。无论在怎样的时代，能用智慧和法律为人们洗清冤屈或伸张正义都可能更为人关注。

当然高罗佩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看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感到有趣，就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写一部同样的书。虽然更多是局限在对案情的侦破上，但对初唐的政治氛围、日常生活、服饰饮食多有涉及。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生动可敬的狄仁杰，尽管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