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病虫的防治技术和理论

唐开元四年，山东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蝗灾面前，“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另一方面，大臣姚崇则力举驱蝗灭蝗。“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生动地表明了我国人民对待病虫发生的矛盾心理。又如同治《枣强县志补正》载：每飞蝗过境，县民“则焚纸钱拜祝之。蝗落田中，则男妇持竿驱逐。但冀其去己田，不为灾而止，不敢伤蝗也。有扑捕者，老妇反斥以为非”。另一方面，该县志又接着写道：“同治十一年，武邑泽中生，蚀枣强边。宗诚督民掘沟扑捕，尽灭之”。我国人民灭虫和保障昆虫存在权利的矛盾心理是长期的和普遍的。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为证，这里不赘述。

以上我们从不同方面，讨论了传统关于病虫发生和防治的理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国人民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系统的病虫防治技术。传统的病虫防治技术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技术大致可概括为如下的几个方面。

1.多耕多锄，精心整地。我国农业有多耕多锄，精心整地的特点。《吕氏春秋·任地》指出：“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种莳直说》写道：“耙功不到，……有悬死、虫咬、干死等诸病。耙功到，……自耐旱，不生诸病”。可见多耕细锄对防止病虫杂草为害有良好的作用。我国农业多耕多锄的特点，也是我国人民防止病虫杂草为害的有效办法。

2.合理轮作。“谷田必须岁易”，连作则“莠多而收薄”。“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则有“点叶夭折之患”。“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连作则“草稗俱生，芟也不死”。[12]“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13]合理轮作能够有效地避免和减轻病虫杂草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