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少年杀人案重判的意义：直面犯罪的土壤

我国少年司法一直坚持教育和保护，对未成年犯从轻、减轻处罚，是基于未成年人的大脑额叶发育不充分、容易冲动等生理或心理特征；同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他们的宽缓处遇也有利于回归社会。

但近些年，低龄犯罪案件频发，尤其是未成年人相害案件，使得公众对这种理念产生了怀疑。

在未成年人相害的案件中，如邯郸案，凶手选择了更为弱势的同龄、低龄作为侵害对象，由此也使二者的权利保障产生冲突：杀人的是孩子，该保护；被害的，就不是孩子吗？谁来保护他们？

如果不追究刑事责任，仍然交给父母和学校吗？犯罪本身就是家庭教育失败的产物，交给父母严加管教有用吗？或者，把他们送进专门学校能解决问题吗？被害人的伤痛和社会安全感的破坏，能够得到弥补和重建吗？

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级治理

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体系是按照轻重分级的：情节最重的，按最高检检察长应勇所言“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责”以及“14-16岁要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等八种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而情节低于刑事责任追诉条件的，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对这样的未成年人可以进行矫治教育、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三级干预。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性质较轻的，交给父母管教，或者联合教育、妇联等部门进行训诫、公益服务等矫治措施；性质特别恶劣的，追究刑事责任；中间的，也就是性质不轻但还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但家庭管教无效的，就该进入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