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少年杀人案重判的意义：直面犯罪的土壤

所以，邯郸案里的两名主犯属于性质恶劣，交给刑法制裁；另一名主观恶性较小，不追究刑事责任，但也不能交由父母管教，而必须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在上述分级治理模式里，将教育责任交付于已经被证明失败的父母身上，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很怀疑。

因为部分家长原先便缺少陪伴、教育的亲子时间，或缺乏实际管教涉罪未成年人的能力，不能指望孩子出了问题，他们就能变成合格的父母。

其次，在这一设计中，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力度已经有所加重，邯郸案已经顶格处罚了，但这是否能够提高对潜在犯罪人的威慑，从而减少犯罪呢？这要取决于潜在犯罪人是否具备理性认知能力。问题来了，未成年人一定能吸取教训、约束自己吗？恐怕很难。所以，与其说这是为了威慑，不如说是为了增强公众的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来说，刑事责任不能再加重了，也不能指望关进未管所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最能发挥效用的，也许是专门学校。

但实践中，本该送入专门学校的孩子，却因该地专门学校数量太少而“无校可去”。即便有专门学校，也可能没有单独的专门场所容纳那些严重罪错的孩子。假如混在一处“交叉感染”，也会事与愿违。

因此，多办一所专门学校，多建一个专门场所，用专门教育挽回那些犯罪边缘的即将滑落者，或许才是国家矫治未成年犯罪的正确路径。

我国近年面临着人口负增长态势，国家鼓励生育。但不能只是生了就不管了，我们更应该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有保障的未来。一帆风顺地做未来的主人翁最好不过，但如果搞砸了，犯了错，闯了祸，也还有机会改过。这就是专门教育给他们的机会，而法律也不必在年龄和刑事责任上继续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