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少年杀人案重判的意义：直面犯罪的土壤

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成因

更多令人惋惜的故事，在最高检和最高法的统计数据里。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2023年未成年人低龄犯罪人数呈上升趋势，批捕、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2024年上半年批准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高达2.5万人。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相对集中在盗窃、强奸、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5类犯罪，在2023年，这5类犯罪共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的近七成。

从罪名上就可以看到，涉罪的未成年人习惯于从结伙行动中获得团体的认可。这再次提醒父母关注孩子的朋友圈，青春期的孩子社交关系圈不断扩大，为了获得群体认同，他们愿意主动尝试越轨行为。如果没有及时矫正，他们就会重复，微罪也可能会升级为重罪。

检讨孩子朋友圈的同时，会触及孩子父母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都是监护责任的缺失。在大量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中，出现了留守儿童的故事----父母在外打工，无法顾及家中小孩。隔代管教是很难建立父母管教同样的权威感和认同感的，所以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看时代的灰尘落在谁的头上。事情一旦失控，父母发现无力管教就为时已晚。

而学校，可能更多关注学习效果，对品行、人格关注不足。有的孩子懂法，振振有词“除了八大罪，法律管不了我”，这说明我们的普法只教会了他们钻法律的空子，而没有教给他们真正的法治精神来源于对人的尊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舆论只是简单地责备孩子的品行问题，就可能加剧未成年人的孤立和排斥。这也说明，将视角延伸到问题产生的上游，像一个社会工程一样去解决，才可能触及问题的真相。

作为法律人，深知自己专业的局限性。世界上太多的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的，尤其是刑法。人们遇到令人愤怒的问题，一般都会呼唤严刑峻法。但未成年人犯罪的本质，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的问题。也正由于它不是个案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所以更难看到成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行动，发动一切力量去建设未成年人友好环境，并做好与未成年人罪错长期共存的准备。

明年我们也许还会继续讨论未成年人罪错的议题，也希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持续关注，不只带着愤怒，也带着“懂得”。

因为我们都是从孩子变成成年人的，我们理应记得那些成长的痛苦和迷惑。荣格提醒我们，假如处在与罪错者相同的处境，我们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