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族作坊到上市公司：汾酒百年跋涉书写中国酒业现代化范本

尤为可贵的是，杨得龄与大东家共同立下铁律——绝不安排亲属入厂。

1899年，“宝泉益”正式更名为“义泉涌”。及至1915年前后，它以更开阔的视野兼并了卢家街大批酒坊，实现了生产资源、无形资产与市场营销的统一，展现出早期资本运营的魄力。

正是这套日趋成熟的现代管理体系，为品质提供了坚实保障，最终助力汾酒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大奖章”，名震寰宇。这也证明了现代化企业理念的成功，其直接推动了晋裕汾酒公司的诞生。

该公司所设立的制度并非对西方企业制度的简单套用，而是对“宝泉益”“义泉涌”实践经验的优化。

公司股份制在这一阶段真正确立，由社会资本入股，“义泉涌”以酒作价入股，形成了非家族、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治理架构也走向成熟，完善的章程之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固定召开，权力制衡、决策透明的现代治理框架清晰可见。

当时，股东大会决议，再度聘请杨得龄为职业总经理。在激励层面，公司确立了“三三制”，即员工工资由月薪、红利、奖金三部分组成，新人试用三个月，合格则转正，以及按等级定薪及实施年终奖制度。

另外，“宝泉益”时期行之有效的“人事避亲制”等规则，也被写入晋裕汾酒公司章程，成为刚性铁律。

可以说，晋裕汾酒公司的诞生与运作，是中国现代公司制度在传统产业乃至更广泛工商业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标志，其历史意义悠远深长。

高粱穗中觉醒的品牌意识

晋裕汾酒公司的开创性实践，还在于在品牌构建过程中，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市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