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在并分享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

杨笃的修志实践与理论贡献

山西省地方志学会会长、《山西地方志史》作者 刘益令

刘益令系统梳理了杨笃的修志成就与理论创见。他介绍，杨笃一生纂修、参订州县志书12部。在光绪《山西通志》陷入经费拮据、主纂离散的困境中，杨笃独撑大局，最终完成这部被《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为“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的经典志书。

他表示，在方志理论层面，杨笃不拘成法、自创体例，志书架构从早期“表、志、传、记”四体，逐步演进为《山西通志》“图、谱、考、略、记、录”六门体系。他将“计里画方”明确为修志制图的科学标准，主张金石门类单列存史、各条目设“小引”阐明宗旨，始终秉持“有裨实用”的修志原则，将金石考据与史地研究融入编纂，是清代“学以致用”修志路径的重要践行者。

杨笃对方志理论的贡献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葛剑雄

葛剑雄以杨笃的方志思想为核心，通过与谭其骧的现代方志理论对照，论证杨笃学术观点的超前性与历史价值。他指出，杨笃在百余年前便明确提出“志非史也”，主张方志兼顾自然与社会两大记述维度，突破了传统“志即是史”的认知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