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近代上海何以快速发展成为经济贸易中心

中国史学家罗兹·墨菲在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表示，中国保持茶丝两项贸易的垄断地位，其持续的时期也许比任何其他产品的垄断地位要长得多，“足以使它得到及早发展成为领导全国贸易中心的机会”。

实际上，丝茶贸易主导中国出口商品的基本格局，从18世纪就基本形成了。单论丝绸，更是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有贸易往来的历史便开始了。航海大发现后，丝绸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强烈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丝绸换回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的赋税制度、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

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贸易体系能够形成并长期维持，关键在于中国能够生产出那些“朝贡国”所需的大量产品，最知名的就是丝绸、茶叶和瓷器。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物资匮乏时代，掌握大量物资就能成为权力网络的中心。但必须指出的是，传统时代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与国内贸易的中心城市往往是分离的。明清政府为更好地管控对外贸易，尽量将对外贸易限制在“边缘地带”，如晚明的漳州月港、清前期的广州港。而从国内贸易看，苏州才是这一时期全国市场的中心城市。

研究显示，鸦片战争前，以长江、大运河和沿海三条主要水路为基础，中国已经形成了全国市场。在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传统时代，水运比陆运具有大得多的优势。长途贸易基本上集中于三条主要水路，而江南地区处于三条水道的交汇处、处于全国水运网的中心，全国大多数地区都能够通过主要水道及其支系与江南地区进行贸易。加上江南内部密布的水运网络，使得江南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正是在此基础上，苏州成为全国市场的中心城市。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苏州在全国粮食贸易中的领导地位。鸦片战争前的两个世纪里，苏州与全国五个“经济巨区”之间的米价变化系数相关性颇为明显。苏州米价不仅影响区域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影响全国市场的供求关系。近代以来，苏州的中心地位依然延续了一段时间。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上海对苏州地位的取代，其意义不仅仅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虽然战事使得上海与苏州的地位发生了颠倒，但上海能够保持这一地位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丝茶为主的对外贸易。

进一步看，在有限开放的古代中国，帝国的商业贸易重心属于国内贸易；在逐步开放的近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一趋势重塑了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版图。伴随近代上海的发展，客观上，内贸中心与外贸中心相分离的状态也得到了改变，初步实现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大流通、大循环。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冯志阳）

栏目主编：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题图说明：1868年洋泾浜汇入黄浦江处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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