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脉滋黔北：遵义书院的起源、发展及当代创新

遵义乃至贵州境内据传最早的书院，为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因柳宗元入播而建的儒溪书院。明代绥阳县令冯士奇有《重修儒溪书院碑记》考析其由来：“唐元和间，柳公与友人刘梦得俱出为刺史。公得柳州，梦得得播州。公以梦得之亲在堂，不堪远谪，言至泣下，愿以柳易播，会宪宗改梦得于连州。今播地有儒溪书院，相传为公遗迹。”唐宪宗元和年间，柳宗元、刘禹锡分别被贬到柳州、播州，柳宗元同情刘母年迈，不宜长途跋涉到“蛮荒”之地播州，便向皇帝请求以其贬所柳州和刘禹锡贬所播州交换，后经裴度等人斡旋，柳宗元仍贬柳州，刘禹锡改任连州。清乾隆时期《绥阳县志》和民国《绥阳县志》中均有关于儒溪书院的记载。

儒溪书院系绥阳柳氏后人景仰柳宗元以柳易播的高义和文名，在大溪源柳塘湾处所建，后来又经官府多次修缮，但其实既非唐时柳宗元读书之地，也非学者收徒讲学之所，而是为表达对柳宗元敬意及教化乡民所建的祠堂，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不过正如明朝洪武年间拔贡程生云《儒溪书院》诗云：“柳子何尝至播州，只因播土仰高流。”冯士奇也认为，柳宗元修建儒溪书院虽“事属无稽，而易播一语，友谊笃挚，高风千古，有关名教，事之有无不必辩，而祠之存留宜也”。

儒溪书院的价值，不在其教育功能，而在其精神象征：它是西南地域与中原文人情感联结的纽带，是黔北人民向慕文明的见证。这一象征意义影响深远，绥阳后来能走出黔中大儒雷廷珍，成为“中国诗乡”，与这种长期的文化浸润不无关系。儒溪书院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却为遵义书院的后续发展埋下了精神伏笔。